再一个就是本源的自由，叫做新的主体性，其实言外之意就是完备立场的自由。

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奉成王命，率师东征。但周人在周原的活动遗迹被保留下来。

从1976年开始，考古学家对周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迄今为止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墓地和中国最早的陵墙。后来周武王时在沣水东岸建立了镐京（今沣河东斗门镇）。后来，成王把周公的后代分封到鲁国，赐给高贵的车马、旗帜、美玉、良弓，以显要其身份。《淮南子·要略》篇亦云：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丰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称为京的都城，也是中国最早期的城市，作为西周首都沿用近三百年，见证了西周王朝从建国、发展、强盛到衰落的全过程，共同发挥着中枢作用，又称宗周。

周礼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同样，提起儒学的渊源，人们都说山东曲阜是儒学的源头，但人们往往忘了儒学的直接源头是西周礼乐文明，而西周礼乐文明的肇始地是岐山周原，策源地就是丰镐二京。这三派都有一个幻想：靠思想文化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第二，政教关系的调整——政教关系调整之下，才有不同政治态度的宗教在宗教社会政策布局当中的不同安顿。因而国家主义在实际上的行为当中被无限扩张，国家在操作层面吞噬了社会。贤能政治，并非原本定义的贤与能两者结合就变成了理想的政治形态。第二，虽然强调民权和平均地权，但是没有搞清楚是统治者的私欲，还是革命后分配的后果，还是一个渐进的分权建构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基于空间疏离，这样的愿望难以实现。宋代虽然文弱，但儒家的一片苦心得到了大多数儒家士大夫的认可。

但人们常常用连续的假象把实质上的断裂掩盖了。问：你对海外新儒家评价比较高，怎么看待民国以来新儒家的贡献？ 答：首先要肯定新儒家不可忽略的贡献：第一，承认中国传统结构是被打散的——所谓花果飘零，就是这一点。如果你反对民主的限制权力，那你就是专制主义者。而明清的朝代更迭有三个附带性结果：第一，掩盖了晚明已经暴露的内缘动力的匮乏——新统治集团统一全国，建立统一王权，与民休息，掩盖了明代统治的全面危机。

一般意义上讲，我更支持在大陆的新儒家的社会儒学、乡土儒学尝试，因为它至少为儒家守住了社会底盘。这不仅仅表现在王艮、何心隐，更典型的是李贽。但激进主义最终付诸于政治革命去建立社会和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人类的历史上有不断的断裂，一些文明甚至夭亡。

儒学以宗族凝结和民间信仰的方式重新回归，是不是重新获得竞争力的方式？ 任剑涛：宗教重建和宗祠重建是两个问题，宗祠重建是因应于社会流动、基层社会坏死而采取的社会措施，属于社会政策，政治性比较弱。严格来说，这是一种历史想象的产品，是黑格尔式的历史叙事的结果。

第三是不为人注意的文化心理秩序，鼓励士子们刻苦学习，用儒家经典去求取功名。民主有缺陷了，西方应该向何处去？他明明是要解决西方民主政治不行了怎么办的问题，贝淡宁不着手于从选举上去改进，反而推崇来自中国的贤能政治。

并且，由贝淡宁的几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论述是叙事性的。人们希望通过宗祠重建，能够把以往的乡村制度、乡贤身份重建起来。但是，贝淡宁的表述比较特殊，它是在一个比较框架当中展开的：西方民主在衰落，选出来的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人，比如特朗普，而不像中国的政治家都训练有素。我回到子学的表述，和当下中国思想场域、政治场域有关。朱苏力和施展都有非常强烈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脉络，就是把从远古历史一直到今天，变成一种一贯而下的统一叙述。实际上，能人更多出现在民主政治下，而不是非民主政治的专制政治下。

并且，这一点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派是有共识的：既不归宗于祖宗无能，也不归宗于外面的侵略，最关键的是归咎当下我们自己的无能，中国所有问题没有解决，是当代人在当下作出的现实反应不到位。从今天解放思想的角度来看，要表扬他冲决网罗，但从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心理秩序来看，这是致命的。

在具体的知识门类上，新儒家需要分门别类，按照现代学术的分科去研究，而不是仅在经史子集的范围中专攻经学。那么救亡也救错了：把独立主权，误解为国家权力、中央王权，人们崇敬的是权力重建，而不是国家机制重建——国家机制重建首先强调权力要分割，社会要制约国家。

但是宗教重建涉及到国家结构问题。这是大陆新儒家完全无法与之媲美的。

更关键的还在于，李贽破坏社会心理秩序，蔑视一切礼法秩序。儒学要意识到自己的内在危机和外部挑战究竟源自何方，要清楚儒学危机之门在哪里打开，在哪里关上。中国政治，尤其现代中国政治，产生的领导其实是磨掉了棱角的，只有极少数在低位上能够修饰自己政治状态、行政状态的，偶发性的可以成为能人，但大多数应该是平庸者。第二，中国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通过西方力量的介入或者帮助来解决中国问题。

这两个新的状态，需要两个新的布局，需要崭新的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思维。儒学的另一片苦心，朱熹是设计好渐进式发展，王阳明是设计好应急管理，但是到王阳明的后学，发明本心就变成了解构秩序——既然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万物皆备于我，那么读书人就不必为了进入这套秩序、获得功名利禄而潜心去读圣贤书。

朱熹的苦心是，儒学一定要维护三个秩序：第一是政治秩序，朱熹把它上升为天理。在思想场域，大陆新儒家呼吁要回到经学，我的基本判断是经学是儒学跟国家权力全面结合的状态。

因而自认为儒家中人的人，需要更为理性地面对自身的政治处境和社会处境，才能够真正的适应儒学长期发展、健康发展的需要。第二，它渗透入整个中国社会，五常与五伦就是高端的儒家道德和低端的儒家伦理的结合，使乡村社会跟精英社会一样，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

卡尔·马克思往前走了一步，把社会理论变成了社会革命理论——他是颠覆社会现代秩序的。所以，王阳明主张，读书人一下回归本心，放弃朱熹这一套按部就班的政治秩序设计。李贽被称为明代第一思想犯，他要发明本心，首先就要挑战政治规则。他们发现，再想用官方的儒家意识形态来解决中国问题，此路不通。

新儒家要建立知识系统，在知识上先要做贡献，其他知识系统的学者才有和你对话的可能，在这个背景条件下新儒家才能保障儒学的发展。但是激进派也还是看重笔杆子。

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社会，所以基本的设计就是国家主义的假设。大陆新儒家一直认为，五·四以来是一个误解的历史，因而逆转过去，拿出春秋公羊法，以为就有了政治儒学，就解决问题了。

在这个意义上，三家竞争最大的价值在于不要以为谁能够包办中国问题，不要以为自己站在正确和真理的一方和制高点上，也不要以为中国是先建立共识再开始共识性改革。政治决策有它的连贯性，但这个连贯性不是历史叙述的连贯性，也不是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精神脉络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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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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